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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车到的时候,我差不多快冻僵了。搭救援车到三元桥,换了辆出租车,总算回到了家。
一个星期后,我搬到了上海。
原来北京的办公室里就有很多的上海人,所以没有什么初来乍到的陌生感,同事们都还很友好,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同事带我去趟各个场子,我们上海公司有几个人是出了名的夜店活跃分子,没有他们进不去的地方。
对于这些,我略微保留,觉得挺假的,可能很多从北京去的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但是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
不久保忠来上海出差,我们约了几个同事去吃饭,餐厅是他们挑的,下班后从巷子里七拐八拐地走到一个小楼下面,餐厅里老外占了一半,很多都穿着正装整整齐齐地黑压压一片,一看就是公款吃喝。门口的香港领班知道我们没有预定后,就撇下我们这群中国人,去热情地招呼老外了。我的同事们并不意外,老老实实地等,我也只好老老实实地等。
这是一间装修得很舒服的餐厅,全部是深色的木头装饰,没有特意弄得像个解放前的鸦片馆一样以迎合老外,不错。灯光恰到好处地照下来。昏暗,温暖而舒适。吧臺后面是一排气派非常的红酒架。
灯光照在深色的木质吧臺上,有个厚厚的背影,手里夹着一只烟,正伏在上面和酒柜前面的人说话。边说,边用膝盖一下一下顶着吧臺。
他回过头来,直接看到了我。
老廖的头发长了,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
他走过来,笑了:“小伙子长大了,好像结实了。”
我也笑笑:“你抽烟了。”
老廖笑笑:“在这反正不是自己抽,就是别人吐给你抽。”
他要给我递烟。
我把胳膊抱起来:“我戒了。”
他的眼光倏地闪烁了一下:“那挺好。”
这时我们的座位好了,老廖说:“你先去吃饭,是咱自己家的,想吃啥吃啥。”
我笑了笑,进去了。
那顿饭,领班要给我们免单,我说反正是公司付钱,坚持付了钱。领班后来非常热情,给每人发了个折扣卡,我看了看,折扣挺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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