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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医院裏的人很多。
嘈杂拥挤，每个人都想让医生先给自己看病。拿了号也要跑到医生的诊室门口看一看，朝裏面张望一下，生怕医生不在，或者医生在，但闲着故意不给人看病。
有点多余了。
我坐在候诊大厅的椅子上。
椅子是铁质的，有的地方已经斑驳的掉了漆，散发出一股腐朽的铁味，浓稠的似是血。
我和崔时曼其实有一家固定的私人医院看病的。
但是我不愿意去，因为给我们从小看病到现在的陈医生目前是半个崔氏集团的员工。他会把我身体的情况告诉崔时曼，而我不愿意让她知道。
一个年轻女孩子扶着苍老的婆婆颤颤巍巍的从我面前经过；一个看起来很健壮的男生拿着单子一路小跑；突然身后传来哀哭，我回过头，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地上，拍拍大腿拍拍地板，仰着脑袋哇啦哇啦地大哭。
很快有医务人员赶过去，一个驾着她一边胳膊，两个人尝试着把她拉起来。她不动，稳如盘石的坐在地上哭，说医院害死人啦，医院把她好好的妈妈害死了。
她妈妈还是好好的，为什么来医院呢。
我不合时宜的笑声卡在喉咙裏。
“……我妈妈出发之前还是好好的，怎么会变成这样……”
人生前二十年都是一帆风顺，最痛苦的就是和崔时曼分离的一百九十二天。
但其实也没那么惨，长大之后想起来意识到自己只是因为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有一点分离焦虑。
当时每天都和妈妈打电话，她在电话裏也从不斥责我哭诉，一通两个小时的电话总要等我哭至少一个半小时。她不打断，等我哭得差不多了再好声好气地安慰我。
后来崔时曼能顺利转学过来，除了她本人的哭天抢地之外，妈妈也去过崔家帮我们说情。
按照我的预想，我和崔时曼就会这么顺利地长大，大学毕业后说不定出国读研，回国后她做医生，我当咸鱼周游世界。
结果活到第二十个年头，我的父母一齐出了意外。
他们一起去出差，途中飞机故障，一整架飞机从万丈高空坠落而下，全机无人生还。
等崔时曼陪着我赶到机场的时候，全机场都乱了，家属嚎哭，沈默，愤怒……所有负面情绪充斥着机场的会客厅，比我一个人住在寄宿学校的小时候的天更灰，更让人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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