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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这么久，他可能给忘了，我可是一亲眼见过生死的人。所以全天下的人都死绝了我也不会进行自我了断的。都多少年了，我活得那么顽强，活得那么没有尊严，就是因为我不想死。
其实这种情绪我已经有很久没有想起来了，就好像结了痂的伤口，把那层暗红色的血痂抠开，然后特倒霉地发现新皮还没有长好，又流血了，只能等着它重新结痂，一切推翻重来。
大二那年我在快餐店打零工，因为站了六个小时没吃饭，手一抖（辛瓦）了俩盘子又没钱赔，被老板摁到墻上用皮带抽的时候，我都没哭过，更没想过死。
其实我也算是半个知识分子，我也知道要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但比较现实的问题是这间快餐店的工资每个小时都比别的地方高一块五，有的时候法律能帮你干好多事儿，但是它不能帮你填饱肚子，所以我咬咬牙还是忍下来了，我不想谢磊在英国买菜的时候还要看价钱。
还有一次，我连着两天没怎么吃东西，饿得眼睛直冒金星。大冬天的骑一自行车送外卖的时候，看着车筐裏的意大利面直冒热气儿。一开始我还用辩证的角度强迫自己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索性用辩证的角度把自己给说服了，然后把自行车往路边儿那么一撂，坐在马路牙子上三两口就把一份意面给吃光了。天气很冷，冻得我的牙齿都打颤，但我当时感觉特幸福，就好像躺在草地上晒了一下午太阳那么惬意。
抹干凈嘴把外卖送到地址以后，开门的是一年轻妈妈，一边儿递给我钱一边儿抚摸着她看起来不到五岁的儿子说，这么冷的天，小孩儿非想吃意大利面，真是麻烦你了。
我估计我接钱的手都在颤抖，找了零钱以后二话没说我就走了。那一路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让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冷风像刀片一样剌在脸上，我觉得这样我才能好过一点儿。
我在心裏骂自己，苏诉，你丫也太不是东西了，偷小孩吃的吃。
晚上我内疚得睡不着觉，于是从床上爬起来，挣扎了好半天才给谢磊拨了一长途过去。他正是下午，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慵懒，我当时吸溜着鼻涕问他这么晚了怎么还在睡觉，他却执意说自己正在上课。
那天晚上我的心情很覆杂，我又想跟谢磊倾诉，又怕他以为我在抱怨，怕他心疼我，所以就隔着电话支支吾吾了一会儿。
然后我想起来要问问他喜欢什么颜色的毛衣，前两天方潇她妈，也就是我姑，给了我两包毛线，那颜色有点儿暗，我想说如果谢磊觉得还行就趁打工的间隙给他织件毛衣。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给我这个机会，草草说了两句“长途电话太贵，老师在前面点名”然后就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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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三更什么的。昨天是愚人节，送上迟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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